19、20世紀之交的日本八幡制鐵所全景。
在許多日本人看來，一批該國工業革命時期的遺址被納入聯合國《世界遺產名錄》，代表瞭對其現代化成果的肯定。但與此同時，就這些工廠和礦山在奴役外國勞工方面所扮演的角色，日方卻含糊其辭，在其與亞洲各國的關系上刻下瞭更深的裂痕。
7月5日，在德國波恩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（UNESCO）第39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，審議通過瞭日本申報的“明治工業革命遺址”，將之納入《世界遺產名錄》。
對日本申遺持質疑態度的韓國，在教科文組織做出決定前與日方達成共識。日本政府在聲明中承認，“20世紀40年代曾有大量朝鮮（半島）和其他國傢的人在違背意願的情況下，被擄至其中一些遺址所在地從事強制勞役。二戰期間，日本同樣施行瞭征用政策”。
韓國政府聲明稱，“這是日本政府首次承認曾在惡劣條件下強迫勞工工作的歷史事實”。新加坡“as大樓浴室臭味ia one”網站評論稱，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，東京最終做出瞭妥協。
中國常駐UNESCO代表張秀琴也表示，強征勞工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嚴重罪行。中方敦促日方正視歷史，以切實行動維護每一位日本侵略政策受害者的尊嚴。
代表社會進步的世界遺產中，卻普遍存在奴役外國勞工的歷史事實，難怪英國《衛報》發問，“明治工業革命遺址”是日本進步的象征，還是黑暗歷史發出的警示？
進步象征還是恥辱印記？
早在2014年1月，日本政府就向UNESCO世界遺產委員會遞交瞭申請書，為23處“明治工業革命的標志”申遺。日本政府稱，申遺主題為“從亞洲小國到世界經濟強國”，希望借此推動旅遊業發展，並“恢復公眾的民族自豪感”。
福岡縣大牟田市長古賀道雄對日本共同社解釋說，日本在非西方國傢中“第一個接受瞭工業革命的浪潮，僅用50多年就完成瞭工業化”，工業遺產群展示瞭“這一在世界史上罕見的階段”，凸顯瞭日本從封建制農業社會到工業強國的轉變。
美聯社卻註意到瞭歷史的另一面——表面上看，這些遺跡僅涉及明治天皇統治時期的1868~1912年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無關，但日方刻意模糊瞭一個事實：成千上萬的韓國、中國平民及外國戰俘，曾被迫在這些工廠和礦山中，忍受著虐待和危險日夜勞作。
韓國《朝鮮日報》更直白地指出，日本申遺的23處設施中，包括9所煉鋼廠、5傢造船廠、3個煤礦和5個非工業基地，遍佈長崎、福岡、靜岡等8個縣。其中，長崎造船廠、八幡制鐵所、軍艦島等7處設施，與日本強征5.7萬名朝鮮半島勞工的所作所為難脫幹系。
近1年多來，韓日兩國多次就此磋商，遲遲無法達成共識。直至7月4日，因韓國政府的強烈反對，UNESCO的申遺項目審定工作被迫推遲瞭一天。
同為日本在20世紀上半葉對外擴張的受害者，中國方面也強調，“世界遺產應本著促進和平的原則”。除瞭對勞工的盤剝，史料記載，位於福岡縣北九州市的“八幡制鐵所”是用甲午戰爭後清政府的戰爭賠款所建，支持其生產的煤鐵資源，許多也是從中國掠奪而來。
每位勞工都有一段血淚史
“我還沒咽氣，他們就想埋藏真相？就想隻手遮天？”在韓國首爾，90歲的金漢秀（音）對前來采訪的記者發問。他表示，絕不接受日本為“戰爭罪行的遺跡”申遺。
1944年，26歲的金漢秀和180多名韓國工友一起被送到日本長崎造船廠服苦役。“饑餓難耐”，金漢秀清楚記得當時的生活——雇主提供的食物“比動物飼料還可憐”，隻有用芝麻渣和豆子制成的飯團，以及用海水煮過的紅薯。
對勞工來說，食不果腹並非最痛苦的記憶。93歲的孔孝素（音）曾於二戰期間在福岡縣三池礦山做苦力，後因逃跑而遭毒打，喪失瞭聽力。在暗無天日的礦井裡，他經歷瞭無數生死瞬間：塌方、體罰、疾病……因為不斷有人死去，原本擁擠不堪的宿舍竟變得寬敞起來。
如今，一些曾被日本強征的韓國勞工正聯手起訴日本企業，要求後者結清工資並道歉。“世界已經改變，但它們拒絕反省。”用餘生為自己討個公道，是勞工們共同的心願。
憤怒的呼聲之外，更多當事人已撒手人寰。1942年3月，英國巡洋艦“埃克塞特”號被日軍擊沉，克裡斯托弗·斯通的父親落水被俘，隨即被送上瞭開往長崎的“地獄之船”。1945年，體重隻剩38公斤的老斯通終於回國，但在45歲時便早早離開人世。
“父親並沒過多講述他的戰俘經歷，但我相信，那段日子加速瞭他的死亡。如果日本要申遺，我覺得，他們至少要問問曾在那些地方受到摧殘的人們。”斯通告訴英國《每日電訊》報，“將世界遺產的頭銜授予曾發生過暴行的地方，父親的在天之靈必定不會愉快。”
責編：滿曉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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